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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珍成为比肩尹珍的硕儒

遵义市道真自治县尹珍文化中心尹珍像。 (石阡县档案馆供图)

贵州省博物馆藏郑珍手写《荔波县志稿》。 (石阡县档案馆供图)

张文建

尹珍和郑珍都是贵州历史上的著名文人。尹珍同盛览、舍人并称汉代“贵州三贤”,被誉为西南文化的“拓荒者”。郑珍与莫友芝并称清代“西南硕儒”,是继尹珍之后贵州经学第一人。郑珍和尹珍虽然生活在不同历史时期,但却有着很多的“交集”。郑珍以尹珍姓为字,名字中含“尹珍”之名,可以说是尹珍的“真粉”(尹珍粉丝)。

要说郑珍是一名“真粉”,得先从其名字说起。郑珍,字子尹;尹珍,字道真。稍加留意,我们会发现,郑珍名与字中藏“尹珍”之名。

古代男子一般二十岁行冠礼以代表成人,并由父亲或者尊长取字。汉代班固在《白虎通》中说:“人所以有字何?冠德明功,敬成人也。”因此,古人的字,往往蕴含父亲或者尊长对小辈的期望和望子成龙之意。郑珍取字“子尹”,也是寄托了长辈或者尊者的美好期望。

事实也的确如此。道光五年(1825年),20岁的郑珍获选拔贡成均(科举制度中选拔贡入国子监生员的一种,清制,由各省学政选拔文行兼优的生员,贡入京师,称为拔贡生,简称拔贡),成为当年贵州全省所拔贡士七十五人中最年轻者,并获时任贵州学政程恩泽赐字——子尹。关于“子尹”的由来,郑珍在《留别程春海先生》一诗中有自述,“赐我美字令我晞,以乡先哲尹公期;无双叔重公是推,道真北学南变夷。”民国时期著名藏书家凌惕安先生为郑珍作的年谱中也有较详细记载,“学使者程恩泽……见先生文,奇其才,诏之曰‘为学不先识字,何以读先秦两汉之书’,“恩泽又以乡先贤汉尹道珍真相期许,乃字先生曰‘子尹’”。因此,郑珍取字“子尹”,乃程恩泽所赐,并寄予了以家乡先贤尹珍相期许之意。

对于恩师赐字与教诲,郑珍倍感荣幸而时刻不敢忘。后来,程恩泽转任湖南学政,邀请郑珍入幕府,郑珍也是欣然前往,还作有许多与程恩泽(号春海)相关的诗文,如《郴之虫次程春海恩泽先生韵》《留别程春海先生》《上程春海先生书》等。

如果说,郑珍取字“子尹”是公开宣布自己是一名“真粉”——立志要成为尹珍那样的先贤,那么郑珍到尹珍家乡毋敛任职、为贵州教育文化事业尽力则是彻底踏上了“追星”之路。

郑珍一生两次到尹珍家乡毋敛县任职。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郑珍第一次到毋敛——黎平府古州厅(汉属毋敛县,今黔东南榕江县)出任训导,兼掌榕城书院。对于首次任职即到自己“偶像”尹珍家乡毋敛县,既能实现自己“追星”的小心愿、又能为贵州先贤尹珍家乡教育文化事业尽力,内心满是欣喜、意外而期待,作《往摄古州训导别柏容郘亭诗》,诗中“汉朝道真公,贻今贵州书。盍即字其姓,子岂西家夫。九原怆已矣,瓠落无我如。讵知试手处,即是毋敛区。茫茫念渊源,此事岂在余”,将自己取尹珍之姓为字,第一次就任即到家乡先贤尹珍家乡,冥冥之中的巧合一并吐露出来。此次任职,郑珍亲力亲为,针对黎平府古州厅“学业荒陋”的状况,“以文赋开其塞,继以性道化其顽”,在数月间转变当地学风,以至于出现了“远近肄业者至百余人。邻县数百里,有负笈来者。坐则侍立一堂,行则从游塞路”的求学盛况。

咸丰四年(1854年),四十九岁的郑珍再赴毋敛任职,出任荔波县(汉属毋敛县)教谕,开启第二次官派“追星”之旅。此时的郑珍病困交加,加之战乱四起,对于此次任职,郑珍虽怀期待,但内心已有不仕之意,其诗《选得荔波教谕》“为口求官三十年,论资且足买山钱。千金大物方归手,八品高阶等上天。教泽敢承毋敛水,家人已羡荔波烟。乾坤漠漠干戈满,恐此头衔亦枉然”已能看出。咸丰五年(1855年)二月,郑珍携家人到荔波,作《初到荔波二首》,有“叔重弟子起遐荒,毋敛封疆入渺茫。始笑平生称小尹,坐疑今日到家乡”句,将常自称“小尹”的郑珍为官毋敛、好似回到自己的家乡的欢快之情吐露出来。此次任职,郑珍在荔波围城之战中,亲自指挥将领死战(因县令病,代理军政),歼敌百人,追袭三十里,守住了县城;又为尹珍之乡毋敛之地——荔波,手创了《荔波县志稿》,成为荔波县历史上留存下来最早的一部志书。

两次官派“追星”之旅,虽往返途中诸多波折,或遇病疾,或遇战乱,但郑珍每在一地任职,都像先贤尹珍那样布道授学、培养后进,为先贤尹珍家乡教育文化事业乃至保护一方黎民百姓作出贡献,可谓收获满满、一举多得。

虽自幼聪颖,又得黎恂、莫与俦、程恩泽等名师教授,两次“追星”成行,郑珍却深知要想成为一名真“真粉”,必须得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在经学上取得成就,才会为世人公认。

郑珍受程恩泽赐字后,于是以乡贤尹珍自命,自称“毋敛生”,精研许郑之学(经学、小学)。正如郑珍在《巢经巢》中自述的“我师珍重心,未敢效空凿”,时刻提醒自己莫忘恩师教诲。《续遵义府志·郑珍传》也记述:“珍尝谓:‘遵义,汉牂柯也,自郡人尹道真珍从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教授南域后,无有以经术发闻者。’于是以道真自命,而取以为名,故学成,而裒然为西南巨儒焉。”

郑珍当然明白“言必信,行必果”,既然公开宣布要成为“尹珍”那样的大儒,当然就得勤奋刻苦、奋力钻研。因此,郑珍读书做学问极为勤奋刻苦、常废寝忘食,如《病夜听雨不寐,示诸生四首》自述“我年二十时,终岁不识床。对书见日落,忽复窗已光”,《埋书》自述“鸠集四十年,丹黄不离案。有售必固获,山妻尽钗钏。有闻必走借,夜抄恒达旦。”

郑珍做学问不仅勤奋,而且讲究方法、循序渐进。郑知同在为父亲郑珍作《敕授文林郎征君显考子尹府君行述》中记述了其做学问之法:先从文字、礼经、诸经入手,“又以余力,旁通子史”,“亦书画古玩,恒列左右”,于考古之隙“遇事触发,则寄与为诗”,最后则是“作文”。

天赋异禀、又有名师教导,加之自身勤奋刻苦,不想有一番成就都难。因此,郑珍二十八岁就完成了《〈说文〉新附考》,三十三岁主修《遵义府志》,一生著书,成书者有二十余种,尤擅长许慎、郑玄的《说文》和“三礼”之学,在经学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后来,被“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评为“西南硕儒”。至此,郑珍从一名名不见经传的“真粉”,成为一位比肩于贵州先贤尹珍、受到无数人追捧的硕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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