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治民 赵康琴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自然保护地是由政府依法划定或确认，对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景观及其所承载的自然资源、生态功能和文化价值实施长期保护的陆域或海域。自然保护地是生态建设的核心载体、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美丽中国的重要象征，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中居于首要地位。

经过多年努力，贵州已建立数量众多、类型丰富、功能多样的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截至2021年底，全省共有世界自然遗产地4处（荔波喀斯特、赤水丹霞、施秉喀斯特、铜仁梵净山），数量居全国第一；自然保护地314个，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保存自然遗产、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然保护地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自然保护地范围内或周边地区的乡村振兴，离不开保护地丰富的山地资源、生物多样性资源、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等资源禀赋，要切实把自然保护地转化为赋能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了“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管理机制，即建立健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自然保护的长效机制。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贵州特色自然保护地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进一步建立和完善自然保护地社区共管体制机制”。基于以上政策文件，为调动多元主体的积极性，贵州探索出了“自然保护地+公司+合作社+农户”赋能乡村振兴的产业模式。

处理“保护”和“发展”之间的关系，需理顺体制机制，在顶层设计层面赋能乡村振兴。在体制上，一是要理顺现有政策体系，做好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的划定和实施管理。二是要理顺管理职能。从省级层面关心和帮助自然保护地，理顺管理体制，加大省管自然保护地实践探索，进一步提升自然保护地政府的履职能力。在机制上，一是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生态补偿和政府购买生态保护服务力度。二是要明确自然保护地生态产品如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碳汇等的产权归属问题。三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进自然保护地的标准化建设，制定和完善行业从业者标准和规范。

引入生态旅游公司参与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建设与发展。在自然保护地一般控制区内划定适当区域规范开展生态教育、自然体验、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活动，由自然保护地政府投资建设生态旅游的相关基础设施，做好相关规划，再引入相关公司参与生态旅游的相关运营工作，以公司为主体做好旅游产业链延伸工作，带动周边农户共同致富。一是扩大生态旅游的产业链条，用标准化民宿和餐饮，承接大量的旅游群体，进而增加农户收入。二是把周边农户的相关产业纳入旅游产业规划，自然保护地出面规划生态旅游小镇，公司负责制定生态旅游标准，农户积极参与相关产业链延伸，进而实现多方共赢。

立足在地资源，整合力量，找准产业，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振兴。一方面，做好生态旅游产业链延伸的对接工作。一是自然保护地依托公司做好生态旅游，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化的生态旅游项目，扩大生态旅游宣传，形成生态旅游品牌。二是合作社整合村域内所有合作社，成立合作联社，统一对接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和公司，进而达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谈判能力的目的。另一方面，在生态旅游产业链延伸覆盖不到的地方，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帮助合作社找准产业。一是做好村社共建，利用在地资源，形成集成增效创新模式。二是依托生态旅游的产业链延伸优势，形成自然保护地代表性较强的产业发展模式。

自然保护地现行举措始终以农户满不满意、高不高兴、答不答应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自然保护地+公司+合作社+农户”的产业模式最终的落脚点是农户。一方面，制定让利农户的各项举措。一是把景区开发和生态旅游中取得的部分盈余，比如门票收入等，拿出一部分，以农户的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形式发放，让利于民，为农户的社会基本保障兜底。二是因地制宜，挖掘资源禀赋，站在生态多样性和人文景观多样性的高度，形成符合保护地特色的建筑风格，让新农村建设成为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引导农户主动作为，不断提高其参与的积极性。自然保护地所在地政府要加大对农户的生态旅游服务培训，制定生态旅游标准，让农户在通过生态旅游迈向共同富裕的同时，不断提升保护自然环境的意识。

总之，“自然保护地+公司+合作社+农户”赋能乡村振兴产业模式需要因地制宜，合理利用自然保护地的资源禀赋，用足用好现行自然保护地政策，讲好自然保护地保护和发展的故事，不断推进赋能乡村振兴落地见效。

（作者单位：贵州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