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新建

钢音的新作《大歌：贵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聚焦黔省各地的民俗传承。从黔东傩戏、土家花灯到雅水蜡染、玉屏箫笛，实录采写，白描铺叙，看似不动声色，细读则耐人寻味。在我看来，此作不但为钢音既有的作品增添风采，且不妨看作为黔省本地献上的山水之歌，一部以山地民俗贯穿的新本“人物志”与“风物传”。

《大歌》从乡间个案的底层视角出发，书写非遗传承人的生命史，映现藏于深山丘陵的黔地民风，令读者于自然风土的闭塞之中，见到人与环境的关联互动，亦即文化创造的山外之山。

翻开《大歌》，无论是守在黔西的掌坛师、清水江边的芦笙匠，还是世代传承的蜡染人，这些各具特色的传承人就像一座座默默相继的“文化之山”一样，身怀绝技，巍然屹立，与自然映照，与历史并存。在多元中国的交互格局中，这样的景象既朴实普通又堪称奇异。其中蕴含的重要价值，用经典的古语来说，叫做“礼失求诸野”，夸赞为中原礼乐提供原创及资源库藏，而用做比喻和映衬的山间之“野”，不但特指黔省各族的“蛮夷”古风，更指扎根于自然旷野的文明底蕴。

李钢音是在贵州坚持写作的双栖作家，调任高校任教后笔耕不辍，将自己对非遗课题的田野考察与娴熟的文学叙事结合，撰写出夹叙夹议、亦文亦诗的纪实之作。作品借助文学人类学的表述方式，把与之相关的学理思辨藏于人物和命运的述说之间。然而就在这种娓娓道来、亲切可感的叙说中，作者所要揭示的遗产逻辑及其生活底蕴得到了别具一格的呈现。

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文学人类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横跨了从文学到人类学的诸多门类，不但对文学和学术的界定不断拓展，在以“民族志”为底本的写作中也力求手法的突破和创新。与20世纪国际学界“写文化”浪潮的民族志反思遥相呼应，在当代中国也涌现了各式各样的文类与文体探索，从民族志小说到传承人自传，从图像叙事到实物影展直至由村民自拍自剪的族群或村志纪录片，人类学的写作被激励为“不浪费的人类学”（庄孔韶语），仿佛涌进了被格尔兹肯定的“fiction”时期。此中的fiction，译成汉语既指狭义的“小说”，亦指广义的“模拟”，或“虚构”“制作”。

不过李钢音的写作还没奔跑得那么远。她的作品仍属纪实，所描绘的内容，都是有案可查的人物事件，也即都实存于真切可感的生活世界。在这意义上，由李钢音概说和刻写的这部《大歌》，仍可归入黔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档案。但她不按惯常的笔法去刻板编目、汇总，而后再通过文献数据进行分析、阐发。与多年前笔者参与推出的“文学人类学笔记丛书”类似，也与李钢音自己另一部更偏于学术阐释的《贵州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口述史》形成呼应，《大歌》的写作选择了文学式的叙事方式，力图让生活自己说话，通过对人物、场景及事件的访谈追叙及在场式深描，呈现出“文化遗产”的日常本貌，也就是力图还原山民们在村寨生活中世代相沿的实践的人类学。以鲜活厚重的叙事为根基，《大歌》的记录又通过象征隐喻的方式，对故事后面的意义哲理做了最精简的揭示。如在对梁秀英的“八音班”历程做了细致描写之后，作者笔锋一转，在收尾处写到：“八音坐唱像他们的一个孩子，长大了，总有自己的路途。他们夫妻渐渐老了，可以一边种芒果一边回忆。”如果说此段文字所描绘的仍是乡土“非遗”传承人的日常生活与生命事象，接下来的概括则呈现出作者对此种生活与生命的价值感悟和认知。钢音既设身处境又若即若离地总结说：“在回忆里，他们在这大山大水间唱出的，就是一首恣意怒放的八音。”

我想，作者在此暗示的是，被记录的“八音坐唱”之所以值得关注，其真正价值不在专业的调研报告或学者书卷里，而是在也只能在大山大水之间。

这样的道理可以说从《大歌》的开篇就做好了铺垫。通过对傩戏掌坛师历代传承的故事阅读，你不但能从中知晓主人公“依然是个骄傲倔强的傩法师”，并且能领悟作者首尾贯通的一种对话，即：“他的傩戏，是从开天辟地以来就相伴这片土地的，他一定要找到那个心心相印的徒弟，把一身的手艺都传给他。”

由此看来，《大歌》展示的“文学人物志”堪称另一层意义上的山外有山。这山是外在的文学、历史和学术，更是内在的生活本相与生命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