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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力量参与预防腐败应立足于法律法规确立的价值判断

贵州日报 新闻    时间:2019年06月12日    来源:贵州日报


  彭剑鸣

法治论坛
  党的十八以来,反腐力度的加大揭示出中国的腐败预防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大力创新和完善,由此而引起的反思是如何建构中国的预防腐败制度?监察法的生效实施将反腐败的制度建设推向一个新高点,各种配套的党内法规建设也相随而生。在此背景下,民间力量如何参与反腐败也成为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
  民间力量是预防腐败主体多元的体现
  社会活动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其产生、发生的环境离不开开放性质的社会,社会主体的社会行动具有被广泛关注、观察的习性;由此而论,腐败主体的腐败行为具有被公众监督的可能性。而且,世界上预防腐败成功的国家、地区的经验表明,民间力量对于腐败行为的揭示是腐败行为被发现并予以否定性评价的重要保障。同时,公职人员的职务行为接受源自公众的监督是民主的体现。因此,民间力量参与预防腐败具有相应的法理基础和社会学基础,可以成为建构预防腐败制度的因素予以吸纳。
  参与预防腐败民间力量的外延
  民间力量是与公立预防腐败机构对称的范畴,包含但不限于公民个人、与公务机构发生被管理关系的主体、中立的社会调查机构,但是不应当包含以“调查”“侦查”属性作为手段的民间机构、个人。之于中国而言,侦查权、调查权为国家专属,不得由民间力量行使。
  民间力量参与预防腐败应处理好的几个界限
  在法治已经成为社会建设主基调的背景下,民间力量参与预防腐败制度的建构,应当控制其行动边界。
  首先,公职人员接受公众监督是应然的,但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公职人员当然存在关联的亲属,如果这些亲属不是公职人员,那么民间力量不应当打扰其安宁生活的权利,须知,自由乃是人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最高权利;因此,以公职人员为核心进行监督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从其亲属出发监督公职人员却是难于理解的。
  其次,之于公职人员而言,其职务行为及其关联行为接受监督乃是民主的应有之义,然而,隐私权是每一个公民获得安宁生活的必要保障,公职人员亦享有该权利。因此,对于公职人员没有权力覆盖部分的生活领域,民间力量不应当参与监督。
  再次,民间力量对公职人员的监督通常以舆论的方式表达。公众对于公职人员行为的评价应当立足于事实描述,价值判断亦应当是法律规范中法条所确立的抽象的价值判断;对于不客观的描述、超越法律规范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应当禁止。

  (作者系致公党贵州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