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15 版:文化守望者 /下一版  [查看本版大图
本版导航 各版导航 视觉导航 标题导航
选择其他日期报纸

梁太鹤:且以璞心探幽古

贵州日报 新闻    时间:2018年11月09日    来源:贵州日报





  梁太鹤
   武明丽

  梁太鹤是考古专家,以考古人的专业方式同古人对话,是他过去几十年常常做的事情。他说2000年赫章可乐古墓发掘时,清理出的一个墓坑,“墓主人头簪三只精美大型铜发钗,右耳戴着一只白玉耳环,手持铜戈,怀抱铜剑。时间早将他的身体蚀噬得唯有头骨可辨。但根据他的随身物件,我们能看出当年他以何种姿势躺入坟墓。”那一幕使他震撼,并生发敬畏。
  以考古专业要求,不具备完全客观依据的东西,禁止写入报告。考古报告严谨得骇人,它是方法、数据与术语在定势思维中的乏味组合。“考古报告要用到许多生僻的专业术语,还有一些已形成定势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方式。比如繁复的分型分式——墓葬要分型分式,器物也要分型分式,分去分来,已让人转晕头,找不到要领,难以读下去。“而分型分式又是考古类型学所要求的一种基本方法,用以解决有代表性器物的排队、对比,以及断代、工艺等等方面的研究问题,考古报告还真不能少。”
  梁太鹤说编写客观、翔实、好读的考古报告,是考古人的职业愿望。他希望考古成果能为更多人研究、运用,而非囿于业内人士有限的认知中。2004年,他终于等来了编写2000年赫章可乐古墓群发掘报告的机会。他要让这份报告好读易懂。然而作为一份考古报告,专业性陈述必须有,虽然报告已“着意增加对遗存中古人行为方式、生活实景甚至思维和精神层面的揭示,但还不足以根本改变考古报告令人隔膜和生畏的旧形象”。他决定另辟章节,在编后撰写《发掘者说》,将报告内容长话短说,繁话简说,专业的话通俗说,以此作为普通读者了解报告内容的窗口。
  梁太鹤的尝试引来诸多异议。有专家说,考古报告就是给业内人士看的,如同医学报告,有听说过医学报告要大家都看得懂的吗?也有专家表示支持他。想到石器由打制到磨制经历的漫长岁月,他理解一切异议。
  4年时间,他与同事共同担纲完成了《赫章可乐2000年发掘报告》,并将1986年发表的《赫章可乐发掘报告》收录进去,对当中错误部分进行了纠正。他还在报告中设置专节,坦陈考古工作的不足与过失,例如地层安排的错误,发掘过程中没有处理好的问题等,他说这样做可让后来的考古工作者从中汲取教训。
  这是贵州第一份较为完整的考古报告,对可乐考古有详细、系统的记载。他拍拍桌上那本沉甸甸的《赫章可乐2000年发掘报告》,底气十足地说:“现在要查可乐考古资料,翻这本报告就够了。”
  谈专业,他话不绝口,而论及个人经历,则十分简洁。1978年恢复高考,梁太鹤用几个月时间恶补高中课程,考取川大。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贵州省博物馆考古队工作,曾先后担任贵州省博物馆副馆长、省考古所所长。好在这个所长重头工作是考古,他干得如鱼得水。晃眼10年过去,期间他参与、主持了许多大型考古发掘工作,赫章可乐考古是其一。再后来他又被调回省博物馆,“这简直是天大的好事,不然哪有时间编写这本赫章可乐发掘报告。”
  作为考古专家,梁太鹤将社会责任置于首位,强调做学术路子必须走正。他这样要求自己,也这般期许他人。当考古研究所所长时,他订立制度要求员工必须将考古发掘资料交回单位。“不收回统一保存,这些资料也许就回不来了。”他说,这将造成考古资料断链。
  在《赫章可乐2000年发掘报告》中,梁太鹤特别指出:“可乐乙类墓遗存不具备命名‘夜郎文化’的必要条件。贵州其他地区考古遗存也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对现有发现,呼之‘夜郎时期地方民族文化遗存’或‘夜郎时期具有地方特点的考古遗存’,可作为一种权宜之称。”他意识到,这项“文化定性问题”严格来讲已超出发掘报告范围,“但近些年很多人太急于要认定‘夜郎文化’,甚至考古界也有人不负责任地要论证贵州考古中‘夜郎文化的不同类型’,这对贵州相关考古研究带来很大负面影响,因而特别将此列为一个专题加以强调。”
  梁太鹤不给笔者讲他专业知识有多强,甚至多次说“我所知有限得很”,但他做的事足以证明他的实力:他曾有理有据罗列出某篇“学术文章”的几十处纰漏。他说:“并不是要求结果必须正确。允许推测,但路子不能走错,不可妄下结论。”他曾经用3个半天,看出某个展览存在的两百多处错误.梁太鹤说,做学问必须严谨。妄下结论,会影响后续研究,将来真相水落石出时,如今的自大与妄语岂不成为笑柄?
人物名片
  梁太鹤,贵州省博物馆研究员,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82年四川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参与或领导过贵州多项重大考古发掘工作,其中2000年发掘的赫章可乐夜郎时期墓葬被评为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04年起主持编撰《赫章可乐2000年发掘报告》,主持编撰《贵州传统工艺研究》一书,发表论文《崖葬与越僚关系》《铜鼓与铜鼎》等2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