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11 版:理论周刊 领导者 /下一版  [查看本版大图
本版导航 各版导航 视觉导航 标题导航
选择其他日期报纸

夏同龢人生精神的时代解读

贵州日报 新闻    时间:2018年09月04日    来源:贵州日报

  ■赵青

  夏同龢(1874-1925),字用卿(用清),又字季平,号狮山山人。贵州省麻江县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科状元。中国近代法政的开拓者、教育家、书法家和社会活动家。贵州历史上仅有的两名文状元之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状元身份出国留学的留学生;编著出版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近代行政法学书籍——《行政法》;创办中国最早的法政学堂之一——广东官立法政学堂(今中山大学前身)并出任监督(校长);当选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并被推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七理事之一,参与起草《天坛宪法草案》。
  华东政法大学原校长、中国法学史权威专家何勤华教授曾有过这样的总结:“自强不息、中外结合、追求卓越”,充分肯定了夏同龢及其贡献的意义与价值。在此基础上,梳理夏同龢人生经历,可将夏同龢人生精神解析为“志存高远、自强不息;筚路蓝缕、敢为人先;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止于至善、知行合一”。
  由于地理位置偏处一隅及长期的经济落后,过去贵州人的群体意志中始终存在有消极、被动一面,夏同龢积极、主动的人生态度极为符合新时代贵州精神的要求。
  夏同龢是顺应时代、主动寻求进步的开拓者,从他的人生经历提炼的精神与新时代贵州精神所倡导的“团结奋进、拼搏创新、苦干实干、后发赶超”有很高的契合度,相互印证、相互支撑。
  自强不息是苦干实干的动力。长期的边缘化和经济、文化的欠发达,使过去的贵州人存在消极、退缩的现象,唯有“自强不息”方能克服消极、退缩,唯有“苦干实干”方能实现“后发赶超”。科举时代的夏同龢并非一蹴而就,一举高中状元,他是光绪十九年(1893)考中的举人,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已两次落第而归。要想在严酷的科举场上脱颖而出,极为艰难。贵州乃至西南在科举场上向来成绩不佳,在夏同龢之前,一千年的科举史上,共有六百余名状元,贵州省破天荒第一个状元是贵阳青岩的赵以炯,他在光绪十二年(1886)一举高中,轰动朝野,而云南在科举史上则无状元。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贵州在短期内要再出一个状元,似乎不太可能。在科考场上,屡试不第是科举常态,夏同龢的姑曾祖父莫友芝是举人,先后耗费二十七年时间进京参加了六次会试,都没有考中进士。夏同龢从未放弃,再次踏入考场,最终夺魁天下。
  敢为人先是拼搏创新的要因。“敢为人先”,去探索,就能克服前行路程中的各种艰难险阻,去“拼搏创新”,推动时代进步。夏同龢筚路蓝缕,敢为人先,不断刷新人们对状元的认知。留日期间他编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近代行政法学著作《行政法》;回国后他创办中国最早的法政学堂之一——广东官立法政学堂(今中山大学前身)并出任监督(校长);民国后当选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并被推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七理事之一,参与起草《天坛宪法草案》;筹办商业银行、筹办湖南省国税厅、出任江西省第一任实业厅长。在时代变革洪流汹涌而来之时,他始终站在潮头,行进在新时代拼搏创新的前沿。
  “有容乃大”是团结奋进的基石。贵州基础薄弱,自然条件、发展条件都较为艰苦,在贵州做好一件事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更要有“有容乃大”的精神,勇于接受新思想,团结各种力量共谋发展,共同奋进。夏同龢在为一本专门介绍日本人口、种族、宗教、政治、教育、财政等各方面情况的书籍《日本政俗撷要》所写的序言中提到:这本书在国内多次再版,表明我们的国人已经能够做到“乐闻人善”了,也就是愿意去了解、学习别人做得好的地方,这就是一种海纳百川的胸怀。有了这样的胸怀,就能把别人的长处作为目标,奋起直追,这是我们团结奋进的力量。
  “知行合一”是后发赶超的要求。做到知行合一,就能客观地认清自己的真实情况,踏实做事,止于至善,真正实现后发赶超。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法政学堂学生的毕业典礼上,校长夏同龢谆谆告诫学生不要“既离学堂,即辍其业,历时稍久,直同未学”,意思是希望学生们不要一离开学堂,就放弃学业,时间一长,就跟没学一样。他希望学生们毕业后仍能保持学习,这样的话,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才能胜任。他认为如果学生们一毕业就“傲然自足”,不思进取,“德不加进,业不加修”,对自己的品德没有要求,荒废学业,那么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穷则病及一身,达者害及一国”,如果贫穷、没有权势还好,只是祸害自己。如果发达了,有权势,这种不思进取的人就会祸害一个国家。夏同龢期望同学们能认清自己的实际情况,知行合一,努力进取,尽可能做到最好,止于至善,推动国家进步。
  从懵懂无知的小儿,到胸怀天下的才俊;从山野之间的狮山脚下,到庙堂之巅的紫禁城中,夏同龢曾享有过无人能及的至尊荣耀,有过“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辉煌。夏同龢身处中国近代史上的巨变时期,尤其是从中状元的1898年到去世时的1925年这二十余年间,中国由帝制走向共和,史学家陈寅恪称这是“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他注定在这非常之世有非常之经历。
  夏同龢一生经历丰富,极具时代特征。通过他,我们看到了一个时代的变迁和身处这个变革时代的士子筚路蓝缕的艰难跋涉。
  夏同龢先祖是明洪武二十三年(1389)从南京来到贵州的屯堡人,比贵州建省的明永乐十一年(1413)还早24年。作为屯堡人后裔,夏氏家族是贵州六百年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在贵州,这样繁衍六百年,发展脉络清晰,融入主流社会儒家文化核心圈的家族较为少见。贵州另一名状元赵以炯家族在清初才移民贵州,夏氏女婿——“西南巨儒”莫友芝家族也比夏氏晚一百年来到贵州。夏同龢家族的六百年历史成就了夏同龢,夏同龢用他的一生诠释了贵州精神。
         (作者单位:省社科院)